杰里米·帕蒂尔:科学、技术、环境与人权 从保护法人到保护自然人

国际人权的体制框架是基于主权国家对保护人权的共同承诺,以及国家保护世界人权义务的制度化。

权利是指道德权利或法律权利。 在法律实践中,权利是指法律诉求。对于任何有意义的权利来说,必然存在一个有意义的诉求者,以及诉求的对象。 理想中,权利应当是可以裁决的,即所植根的体制环境能保证诉求被倾听、判决和认可。

人们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这些努力开始不久,并且严格受限于为了保护国际法中的主权架构而制定的从属原则。

现代公司是一个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唯一职责的“法人”,很多带来环境问题的经济活动都是现代公司利用科技的结果。

这样看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这个“共同的悲剧”是集体人权最清楚的表达,而基于个人财产权的权利则代表对集体生存权利的最大威胁。

最根本的问题是,科技一方面可能超越了个人问责方式,但另一方面导致了新的群体问责方式。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问责问题。谁应该负责?为什么负责?由谁负责?民主问责的经典公式是拥有固有权利的公民通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担负责任,这个公式受到了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民主赤字”的威胁。 个人在幕后的经济力量面前变得无能为力,政府也成为这些他们无法控制的经济力量的人质。

作为主权国家组织,联合国已经认识到公司在全球经济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它们与人权体系的错综关系。

《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认为每个人在面临宪法和法律授予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都可以通过国家法庭来得到有效补救。但是当有组织通过商业活动侵犯了生活在纯净和健康环境的权利时,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之前齐格蒙特?鲍曼所提到的)导致难以定义或找到它们来对此负责。